逃出医院，我脚步如飞，满头汗水，感觉四周充满了危险，似乎一个白衣天使正拿着玻璃棍子从后面追来。我疲惫不堪，实在没了力气，跌坐在街边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点上一支烟，抽了两口，起身走到一个小商店，买了瓶冰镇矿泉水，一口没喝，浇在脑袋上，甩甩头，清醒了几分，又继续走，横穿两条马路，看见树立着臀部标志的麦当劳快餐店，走进去，买了听可乐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一边喝，一边望着窗外出神。透过宽大、一尘不染的落地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外面流动的街景，车如游龙，走走停停，人如蚁群，在交谈，在嬉戏，在浏览。我眼睛疲倦了，刚一闭上，小满的样子便浮现出来，像做白日梦一样，我看见她朝我走来，先是笑吟吟的，后来不知为什么，竟流下两行泪来，泪水从眼角流到嘴角。我睁开眼，眼前仍是车流和人群，我再次闭上眼睛，小满又再度出现，如此反反复复，简直无法忍受。
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朝卫生间走去，在卫生间里，我打开冷水，洗了把脸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觉得陌生极了，我强迫自己与镜子里的人对视，良久，呼吸慢慢变得平静、均匀、通畅。忽然，我的手不听使唤，它不由自主地抬起来，又缓缓垂下，然后，伸进裤兜，然后，摸到裤兜里面的手机，然后，拿出手机，然后，手指在电话键上拨出一串号码。电话居然通了。
“喂。”我听到小满的声音。
“你好吗？”不知为什么，我感觉自己呼吸急促起来。
“不好。”小满说：“刚才跟同学打电话，占线。”
“郁闷？”
“嗯。”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不能告诉你。”
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换了只手拿电话，片刻，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。
“想我了？”
她没出声音，不知为什么，虽然在电话里，我却看见她在摇头。
“和你爸妈吵架了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丢钱了？”
“不是。”
接着，她说：“你别猜了。”
说完，她挂断电话，我再打过去，总也打不通，听到电话里传出短促的盲音。
带着各种诡异的猜想，我走出麦当劳快餐厅的卫生间，走出大门，走到街上，点支烟，
半天吸一口，长长的吸一口，长长的吐出一口。快到家的时候，电话再次响起，还是小满的声音，她仍然吞吞吐吐，最后，她还是告诉我——
“我得了病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病？”我心头一紧。
“四肢末端长红斑。”停了停，她说，“我在网查了，好像是败血症。”
“不会吧。”我万分惊讶，如此幸运的事，怎会降临到我头上？买彩票我就从没中过。我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，前世我们天各一方，难道今生也要就此诀别？
“回来吧，我陪你去医院。”愣了半天，我艰难地说。
“跟我在一起，你后悔吗？”
“不，有什么可后悔的。”我说，“上辈子我们就在一起了。”
“你真相信有前世？”她问，“难道你上辈子欠了我的？”
“是欠了你的。”
“我有点儿想你了。”
“以前不想？”前的想和现在的想不一样。”
“回来吧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我等你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你爸妈知道你生病吗？”
“不知道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怕他们伤心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说，“其实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爸妈在我15岁时，就离婚了，这世上，除了外婆，没人管过我，我一直想有个自己的家。
“同病相怜。”我想了想说，“我给你一个家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打定主意，把家里的一套出租房收回来，让小满住过来。我想，如果她真的患了重病，不可能再住学生宿舍，我要每时每刻守着她，直到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小时，最后一分，最后一秒。如此一想，一种悲壮的情绪涌上心头。
当然，这事要经老妈的同意，当然，将事实真相告诉她的后果与目的笃定是背道而驰。我找了许多条理由，最能站住脚的，最不像谎言的一条就是：我遇见了这一生的真爱。极其肉麻，就像写了一本肉麻的言情小说，哭了一路，就为换点儿生活费。
真爱在老妈这个年龄的人看来，多少有些虚幻和吃饱了撑的。她见过小满，但没什么深的印象，只是说，还算干净。
老妈借机絮叨，叫我正经八百地找个工作，攒点儿钱，如果真觉得小满好，就把小满娶过来。我索性顺水推舟——
“已经找到了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人民的电台。”我大言不惭。
“做什么？”
“帮他们写节目。”
“人民电台没编辑么？不会自己写？找你。”
“改革了，竞争上岗。”我擤擤鼻子，煞有介事道：“老的统统淘汰，新人又难寻，我是临危受命。”
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如此会胡扯，也许能写两个字的家伙，在说谎方面都比一般人强些。
最后，她同意了我的要求，当晚，我就找来一些赞美母亲的诗歌、散文，躲在自己房间里，热烈地读了一通。
实际上，我无比羞愧。时至今日，当我在经济方面面临困难之时，总要被迫撒谎，如果是向父母撒谎，我会将自己归类为一种传说中的动物——寄生虫。
搬入我们的小窝之前，我与小满一同前往女子职中的学生宿舍，搬东西，搬她的被子、
枕头、床单、以及各种小零碎。
由于还有一个月才开学，宿舍里的学生大都还在家里过暑假，十分冷静。
我要说，小满所住的学生宿舍一眼就能让人心寒。十平方的小屋里，八只铁床，上下铺，靠窗有一个公用的破旧书桌，上面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书，窗户终日敞开，却没有新鲜空气透进来，因为窗外是一堵厚实的红砖墙；门左侧，有一个没上锁的书柜，里面塞了些莫名其妙的破烂儿，右侧有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，像30年代上海滩歌女使过的纪念品，那是小满同学不知道打哪儿捡来的。她们这帮拉琴的小女孩儿，每天清晨，就坐在那个梳妆台前面化装。使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香港恐怖片《魔镜》，残废的女主人公，也是天天坐在这样一个梳妆台前，对镜化装、梳头，梳着梳着，竟把脑袋弄掉了。
“这里太适合拍鬼片了。”我环顾阴暗的宿舍。
“跟你讲个故事吧。”她兴致勃勃。
“要是鬼故事就算了。”我把挂着墙上的，她的一幅黑白艺术照取下来。意外地发现，她的床头还贴在一面小型的国旗。
“不要怕。”她接过艺术照和国旗，放进一个大纸箱子里，接着说：“是人的故事——有个晚上……”
“我就知道，这类故事的开头，都是一个漆黑的夜晚……”
“讨厌，不听算了。”她用脚踢了一下脚旁的纸箱子，站在原地，生闷气。
“好，好，我听。”我过来，搂住她。
“让同学看见。”她挣扎着推开我，说：“想跟你讲个故事，你还不听。”
“我没说不听。”我松开她，一边替她收拾床铺，一边听她讲。
“半夜，我穿着睡袍，白色睡袍，拿着手电去厕所，上完厕所回来，在宿舍门口，听到里面有动静，我就在门外躲起来……”
“还没弄完呢。”这时候，小满的同学甜甜从外面走进来，吓了我一跳，小满也受了惊。甜甜看我们俩的表情，“怎么了你们？”
“没事，我正跟他说你呢。小满转脸冲着我：“从屋里出来的就是甜甜，她一出来，我就伸出舌头，拿手电筒从下巴往上一照，大叫一声——啊！”
“长得就跟鬼似的！”两个女孩儿一起笑起来。
她们的生活，如此单调和乏味，除了上课、下课、回宿舍，吃饭，上网以外，似乎没有更多的娱乐生活，以至于一个小孩子玩的把戏，也能让她们从中体会到无限的乐趣。令人心酸，不禁让我想起前世的桃花庵。
出于对她们无聊时光的同情，我也跟她俩讲了一个发生在学生宿舍的故事——
某年暑假，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，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些准备暑假勤工俭学的学生。有一天半夜两点，一个女生起来上厕所，看见楼道里有个老头儿正在拖地，本来老头拽着拖把面向她，见她出来，老头儿立刻转过身，推着拖把向反方向走去，地上留下一片红色。女孩儿睡眼惺忪，根本没有注意，上完厕所回去又睡着了。
天快亮时，女孩儿被楼道里的喧哗吵醒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穿好衣服跑出去，听到同学说，昨晚有个女生被人杀死了。突然想起昨晚上看到的一幕，又想到打扫卫生的向来都是阿姨，根本没有老头儿，而且楼道里面也没有拖把……
“老头儿用什么在拖地？”我问她们。
小满怯生生地说，“人头吧？”
甜甜吁了口气，说：“除了人头还能有什么。”
“恐怖吧？”我乐呵呵的，很满意自己讲故事的效果。
“晚上我都不敢起来上厕所了。”甜甜羡慕地望向小满，“你搬走了。你可不怕了。”
恐怖故事是具有惯性的，越听越怕，越怕越听。讲完一个，小满又怂恿我讲第二个。于是，我又讲了一个。她又要我讲第三个，我便再讲了一个。
我们收拾完东西，和甜甜一起出去吃饭，在女子职中附近的个体餐馆里，我讲了个第四个恐怖故事。甜甜说，天黑了，一个人不敢回寝室，要我们先送她回去。想想也能理解，这倒霉的女子职中，与殡仪馆相隔不远，走路也就两分钟，一条狭窄的小路，晚上8点以后，几乎就没什么行人和车辆。
送甜甜回宿舍后，恐怖故事对于小满的吸引力仍未减弱。在车上，在搬东西上楼的途中，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的嘴一刻也没闲着，把我所能想到的，所记住的，自己编造的，听人转述的，书上看到的，所有的恐怖故事，鬼故事，灵异传说，统统讲了一遍。讲得口干舌燥，喉咙发痒，她也不许我起床去喝水。她害怕一个人呆着，哪怕是独自呆上几分钟；另一方面，故事的中断让她心急如焚。
她睡去之前，我跟她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是《赶灵车的人》。说是一个英国人，从乡下到城里找朋友，他朋友恰好要出差，让他一个人留在20层高的公寓里。这个人不习惯城市的黑夜，晚上好不容易才睡着，睡到半夜，听到楼下有马车的声音，他觉得奇怪，便下床，来到窗前，探出头，从8楼往下一瞧，立刻汗毛倒竖，那是一辆运死尸的灵车。灵车夫抬起头来，面目狰狞，冲楼上喊了一嗓子：还差一个人，你上不上？乡下人一晚上没睡着，马车夫的脸一直在眼前晃悠。翌日，乡下人离开公寓，在楼里等电梯，几分钟后，电梯停了，门开了，里面挤满了人，电梯管理员竟与马车夫是同一张脸，他探出头，喊了一嗓子：“还差一个人，你上不上？”乡下人抱头鼠窜，从楼梯往下飞奔，到第5层，听到轰隆一声巨响，事后得知，那电梯在开动中出了事故，无人生还。
我说完“无人生还”四个字，小满就像一台被遥控器关掉的电视，当即没了声息，瞬间便睡去，任什么也弄不醒的样子。其实，更恐怖的故事，我还没讲给她听，那就是前世我在客栈里撞见的自缢身亡的书生。
我关掉手机，关掉台灯，伸手抱过她，她没有醒，软软的。然后，我们一同睡去。
睡到中午，小满仍像没睡醒似的，无精打采，赖在床上。我把作为早饭的牛奶喂到她嘴边，她懒懒地张嘴喝了，喝了两口，摇摇头示意没有胃口。我把牛奶放到一边，帮她穿衣裳。
“浑身都疼。”她娇弱地说。
“怎么疼法？”
“酸疼。”
“我给你揉揉。”
“骨头也疼。”
“我给你找药。”
“脑袋也疼。”
“我给你找两种药。”
“眼睛也不舒服。”
“我再找找眼药。”
“下面也疼。”
“我们去医院吧。”
到医院的时候，已是下午。我替小满挂了妇科的号，拿着挂号单找到诊断室，室外走廊两侧的绿色塑料椅上，坐着三三两两，神色颓唐的患者与家属。没一个好脸，眉宇间无不透出焦躁与晦气。患者的都像是被告，家属则是旁听，不时朝门虚掩着的诊断室里望一眼，里面的医生和护士，如同法官和陪审员，这种审判是没有律师的。任何辩护只能是自欺欺人。
阳光从走廊一端的天窗上成群结队射进来，无数尘埃颗粒在光束中飞舞跳跃，狭长变形的窗户投影，犹如一柄利剑遗落在地；浓重的福尔马林气味钻入鼻孔，使人镇静中感到冰冷。我把小满送上审判席，然后在几个家属中坐下。
按照医生的吩咐，我陪着小满，花了一个多小时，做完了所有的化验。按医嘱，三天后来拿结果。
医院里人满为患，让我有些心烦。出了医院，我问小满想吃点什么，她说什么也不想吃。我建议她好好想想，病人更需要营养。为了避免盲目消费，我们站在一家连锁超市门口思考，那模样不像是要进去购物，倒像是去推销产品。
“想不出吃什么，有个最简捷的办法。”我东张西望，注视超市门口进进出出的人。
“什么？”
“输葡萄糖，既营养，又省事。”
“你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”她白我一眼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只是医院太多，晃得我心烦眼花。”
“我不缠着你了。”她抽身朝西走去。
“你怎么这么敏感？”我追上两步，问她，“去哪儿？”
“少管。”
“我不管你谁管你？”
“自己管自己。”
“你起码要告诉我你去哪儿？”我拽她胳膊，被她一甩挣脱开。
“回学校上课。”
“说慌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本来就该去上课。”
“那你走错方向了。”
她驻足，停了两秒，蓦然转身，看也不看我，朝东走，我跟着转身，追上她，“我送你去。”
“不用，你忙你的。”她再次停住脚，盯着我看，“你怎么一天到晚就跟没事干似的？不上班，也不挣钱。鬼混。”
我腮帮子的咀嚼肌跳动，气呼呼道：“你太让我失望。”
“彼此彼此。”
她跑了，不是快步走，而是跑，瞬间没了人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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